人们对器材的关注与探索由来已久，关于器材的论述多散见于历代书论或著述中。从书论的记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在诸多器材中，笔的作用无疑居于首位。在历代书论中，关于毛笔的记述由简单逐步趋于翔实，其中既有继承亦有变革。历来书家书论都十分重视毛笔的作用与品质。
人们对器材的关注与探索由来已久，关于器材的论述多散见于历代书论或著述中。从书论的记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在诸多器材中，笔的作用无疑居于首位。在历代书论中，关于毛笔的记述由简单逐步趋于翔实，其中既有继承亦有变革。

        历来书家书论都十分重视毛笔的作用与品质。东晋卫夫人在《笔阵图》中简要论述了对毛笔的产地、原料、大小的要求，收毛时间以八、九月为佳。“笔要取崇山绝仞中兔毫，八九月收之，其笔头长一寸，锋齐腰强者。”[1]传王羲之《题笔阵图后》强调，“笔者，刀矟也”[2]，明确指出了笔在创作中的重要作用。晋人书法尚韵，然而对毛笔的要求却十分具体，讲求实用。笔犹如战士的兵器，务必精良，因为武器是战士双手的延伸，是克敌制胜的客观保障。短兵相接，刀剑钝朽者必然处于劣势。书理亦然。此理论对后代影响深远。

         唐人书尚法。随着造纸术的进步，书家对毛笔的认识与要求有所发展与变化。唐人更为具体地论述了管与毫以及笔心与副毫的关系，可见，此时毛笔多为有心笔。而且在论述中渗透了一种哲理与道德观念，其中可见古代文人士大夫正是由工具之器透视出形而上之道。如虞世南《笔髓论》认为，“管为将帅，处运用之道，执生杀之权，虚心纳物，守节藏锋故也。毫为士卒，随管任使，迹不凝滞故也。”[3]笔杆能虚心纳物，守节藏锋。这明显赋予笔杆一种人格性，推崇儒家道德标准。他强调笔杆为将帅，与之相对，笔毫为士卒，这种论述更多的是一种象征意义，实践价值不高。李世民在《指意》中更为细致地剖析了副毫与笔心相结合的微妙关系，强调拥护笔心的副毫要圆，字才能温润。视角比较新颖，确为实践的心得体会。“以副毫为皮肤，副若不圆则字无温润也。所资心副相参用，神气冲和为妙。”[4]卢携《临池诀》：“第一，用纸笔。第二，认势。第三，裹束。……”[5]此论更将纸笔的精良至于书法诸要素之首，似有本末倒置之嫌，不过更可见笔纸作用之巨。

        到宋代，家具形制发展，逐渐出现了高桌椅，从而改变了人们的书写习惯，进而导致书写工具也发生了改变，出现了无心散卓笔。宋人以文房精良为人生快乐，收藏文房之风颇盛。对此，欧阳修、蔡襄当有引领风气之功。欧阳修《试笔》引苏子美语谓，明窗净几，笔砚纸墨皆极精良，亦自是人生一乐。[6]宋人书法尚意，与唐人比较，书写更自由率意。因故不乏不择笔墨之论。黄庭坚云：“来求法于老夫，老夫之书，本无法也。但观世间万缘如蚊蚋聚散，未尝一事横于胸中，故不择笔墨，遇纸则书，纸尽则已，亦不计较工拙与人之品藻讥弹。”[7]前人多重兔毫，狼毫尚居其次，黄庭坚却敢为人先使用很软的鸡毛笔写字。或许，正是工具的革新成就了黄庭坚特有的如荡桨撑舟般的个性笔法。姜夔《续书谱》云：“笔欲锋长劲而圆。长则含墨，可以取运动;劲则刚而有力，圆则妍美。予尝评世有三物，用不同而理相似：良弓引之则缓来，舍之则急往，世俗谓之揭箭;好刀按之则曲，舍之则劲直如初，世俗谓之回性;笔锋亦欲如此，若一引之后，已曲不复挺，又安能如人意邪?故长而不劲，不如弗长;劲而不圆，不如弗劲。纸笔墨，皆书法之助也。”[8]姜夔提出了毛笔的三德：长、圆、健。所指的锋可能指整个毛笔的笔身，强调它的含墨量以便于书写，这或许是针对当时逐渐兴盛的写大字的风气而言。

        明清时，造纸术进一步发展，制造大尺幅的纸张已经不成问题，由此书法的幅式也越变越大。此外，除了熟纸、笺纸，有书家开始尝试使用半生熟纸甚至生纸。因此，羊毫笔慢慢被人接受，毛笔的形制逐渐变大，提笔、揸笔等大笔盛行。这在明清书论中必然会产生影响。明清书论基本是对前人的总结与阐发，也有一些新意。项穆在《书法雅言》中说：“笔不颖健，譬之志奋力壮，手持缺朽钝之兵，斩斫击刺弗能也。”[9]这是对王羲之笔刀论的老调重弹。项穆批评了“能书不择笔”的观点，主张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梁同书发前人之所未发，力主用软笔，颇有新意，其论书曾说：“笔要软，软则遒;笔要长，长则灵;笔要饱，饱则腴;落笔要快，快则意出。”[10]前人多主张笔锋要健而劲，梁同书却主张笔要软要长，这虽然与当时的生纸及篆隶盛行情形有些联系，然而有些偏颇。后来的碑派多使用羊毫，形成了清代崇尚高古质朴的风格。来源:《中国书画》

2011年04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