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访日代表团参观三菱铅笔株式会社横滨事务所（前排左三为吴羹梅，左二益田三郎，右二数原洋二）

1935年10月10日《中央日报》的相关报道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从清末“废科举、办学堂”起，铅笔这种新事物就开始涌入中国大地，由于轻便好用，很快就取代了许多国人使用毛笔的习惯。每年，仅铅笔一项，外商就从中国人的口袋里掏走数百万金。1935年10月10日，《中央日报》刊登了一则消息，称吴羹梅两天前在上海成立了一家铅笔厂，并且准备了三千打“国产铅笔”赠送给10日开幕的民国时期第六届全运会。吴羹梅是谁？他的铅笔厂真能造出“国产铅笔”吗？

　　□本版主笔 见习记者 郑文静

　　没能力制造

　　旧中国每年花数百万金买铅笔

　　清朝末年，随着“废科举、办学堂”等维新运动的兴起，自来水笔、铅笔一类商品开始进入中国。其中，铅笔的进口以德国最早。德国的施德楼（“鸡牌”）铅笔在19世纪末就已经风行全国各地。其后，日本货和美国货相继进入。

　　由于轻便好用，铅笔受到国人的欢迎，销售面逐渐打开。发展到后来，不仅有专门的文具店，连街边很多烟酒杂货店都在卖铅笔。

　　根据《海关中外贸易统计年刊》的资料，1925年仅从上海进口的外国铅笔金额就达到430885元，1931年更是翻倍，花费了949316元。而且，旧中国的关税不能自主，很多进口商品采用走私手段偷税，所以国人购买铅笔所花费的金银其实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从进口份额来看，1925年左右，日本铅笔已经超越德国货，位居中国进口量的首位。1937年，日本铅笔已经占有我国全部进口量的85%。甚至为了利用民众的爱国热情，还有日本铅笔厂把商标注册为“中华牌”，欺骗消费者购买。

　　而当时的中国，只有两家铅笔厂，分别在北平和上海，并且没有自主生产能力，只能从国外进口铅芯、木杆等半成品进行加工，因为无力与外国货竞争，不久之后也陆续停产了。

　　在日本实习

　　吴羹梅下定决心回国办厂造国货

　　1932年3月，就在日本铅笔横扫中国市场的时候，在隔海相望的日本国内，一位年轻的中国毕业生走进了横滨的真崎大和铅笔株式会社，开始在该社的工场实习。他的名字叫吴羹梅。

　　吴羹梅，又名吴鼎，1906年生于江苏武进，1922年考入同济大学，1926年因参加抗议段祺瑞执政府制造“三一八”惨案的学生运动被开除，后前往北平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北平中共组织遭破坏，吴羹梅与组织失去联系，东渡日本考入横滨高等工业学校攻读应用化学。还在学校里的吴羹梅就将小小的铅笔和自己实业强国的宏大愿望联系在了一起，他要创办一家铅笔厂，造出真正的“国产铅笔”。

　　吴羹梅所在的工场场长名叫益田三郎，为人热情，教授了很多购买原料、机器、产品推销方面的知识给他。但是该厂的关键技术——铅笔芯的制造，特别是笔芯配方，却是严格保密的。

　　吴羹梅向主管技术的工程师打听，没有成功，只好去找真崎大和铅笔株式会社的社长数原三郎。数原三郎劝他放弃办厂的念头，他说：“办铅笔工业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即使到你吴鼎二世（吴羹梅当时使用的名字），你们国内也生产不出铅笔，还是买我们日本的铅笔吧。”

　　这些话伤害了吴羹梅的自尊心，也更加坚定了他回国办厂的决心。1933年冬，终于掌握笔芯配方的吴羹梅结束实习回到上海，希望能把学到的知识在祖国付诸实践。

　　找国产原料

　　笔芯笔杆油漆都是“中国制造”

　　1934年，在艰难筹集了5万元后，吴羹梅和朋友郭子春、老乡章伟士，在上海斜徐路（今日晖东路）1176号买下一个旧厂房，作为厂址。然后又通过益田三郎的介绍，从日本购置了制造铅笔的全套机件及工具。

　　为了寻找国产原料，吴羹梅联系了对矿物资源比较熟悉的中央工业实验所，在他们的协助下，吴羹梅在苏州找到了黏土，从湖南寻到了石墨矿，又在云南采购了紫胶，还采用胡桃木、柏木、银杏和椴木，经过多次试验，终于制成了从笔芯到笔杆到油漆的“完全国货”。

　　1935年10月8日，中国铅笔厂（后更名为“中国标准国货铅笔厂”）正式营业，这是中国大陆上第一家成功的铅笔厂。10月10日，《中央日报》的那则报道中这样写道，“出品精良，超过舶来品，故上海政学各界，均先后向该厂订购铅笔。”

　　与外货竞争 打出口号“中国人用中国铅笔”

　　“国产铅笔”生产出来了，但是要投放市场、打开销路还有很多困难。当时，我国的铅笔市场几乎完全被外国货占领，而且货色齐全，高中低档都有。德国生产的“THREE CASTLE”(中译“三堡垒”或“三炮台”)铅笔，当时市价每罗（12打144支）54元（银元），一般人无力购买。中档货热销的是德国的施德楼（鸡牌），市价每罗5—6元。低档货基本上都是日本倾销来的，最便宜的竟低于5角钱。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第一批“国产铅笔”在质量上比不过高档、中档货，在价格上低不过日本的低档货，处境非常艰难。

　　此时，正值抗日爱国运动如火如荼。吴羹梅邀请书法家、时任上海教育局局长的潘公展写下“中国人用中国铅笔”八个字，印在铅笔上，并制成广告广为宣传。

　　由于质量好，价格又比同档次的外国铅笔低，吴羹梅成功把铅笔摆上了当时上海滩著名的永安、先施、新新、大新4大百货公司的文具柜台，在外国货的围堵中打下了一片天地。

　　八年抗战中制造五千万支铅笔支撑文教事业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对我国大规模侵略，战火逼近上海。上海的工厂一旦陷入日寇之手，将增加敌人的经济实力，削弱我们自己的抗战力量。吴羹梅决定将铅笔厂迁往内地。

　　内迁的过程一波三折。先是迁到武汉汉口生产了4个月，后又迁往宜昌借地开工半年多。1938年11月，由宜昌迁至重庆，才结束了颠沛流离的日子，在长江北岸菜园坝正街15号建厂。

　　1939年上半年，工厂复工，但想要正常生产却不是一件易事。电力不足是重要因素。由于内迁工厂大量涌入，当地的供电能力非常紧张，总是接连不断地停电。到了1939年下半年，日本飞机开始频繁骚扰重庆，轰炸之声不绝于耳，时不时就需要躲进防空洞。

　　但是，吴羹梅的企业是当时大后方唯一的铅笔厂，而铅笔是文教事业和宣传工作必不可少的。为了保证铅笔的供应，尽管工厂两次被日机轰炸、车间和仓库被损毁、吴羹梅自己也受伤住院，但工厂职工仍奋力抢修，坚持生产。

　　幸好，在生产原料方面，吴羹梅早在内迁之前就做了准备。当时他意识到，抗战不可能在短期内结束，于是将贷款来的6万元钱，全部购买了原料，粘土、木材、石墨应有尽有。在八年抗战中，运输货物是十分困难的，幸亏早先留下这一大批原料，工厂才没有断炊，得以持续生产出国产铅笔供应市场。

　　抗战八年中，这家后方唯一的铅笔厂制造了5141.4万支铅笔，为抗战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涂上答题卡

　　中华2B铅笔成为几代人集体回忆

　　抗战胜利后，吴羹梅的铅笔厂是最早从重庆返回上海复工的企业之一。建国后，吴羹梅是最早提出公私合营的企业界人士之一。1954年，工厂完成公私合营，改名为“公私合营中国铅笔公司一厂”。同年，公司成功研制了“中华”牌101绘图铅笔，成为中国几代人的集体回忆。

　　在1954年之前，中国从没生产过质量过硬的绘图铅笔，所以专业人士只好使用价格昂贵的美国货、德国货。为此，吴羹梅与同仁们想了很多办法，实验了无数次，终于在1954年3月，制造出“中华”牌绘图铅笔，质量优良，被称为中国铅笔制造业的里程碑。

　　至今，“中华”牌铅笔仍然是国人首选的绘图铅笔，“中华”牌2B铅笔仍然伴随着众多的考生走进考场，在答题卡上涂上一笔笔黑色印记。

　　1982年5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访日代表团对日本进行了友好访问。作为团员之一的吴羹梅特意去参观了自己实习过的真崎大和铅笔株式会社，当时它已经更名为“三菱铅笔株式会社”，当时的社长是数原三郎之子数原洋二先生。参观结束后，吴羹梅这样回忆：“这次去日本，我感受最深的就是我们处处受到尊重和礼遇。这与解放前我两度去日本所经历的是多么不同。”现代快报
 

2011年10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