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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房四宝之毛笔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蒙恬造笔”的说法，认为传统的书写工具——毛笔是秦始皇时的这位将军创造发明的。现在从历史记载和考古实物等许多方面都可以证明，在蒙恬以前很早的时候，中国就已经有了毛笔。只是到了秦朝，蒙恬又对毛笔加以改进罢了。
毛笔的产生和使用可以溯源至距今五、六千年以前。在中国原始氏族社会晚期仰韶文化的陶器上，绘有许多美丽的彩色花纹，线条匀称，色泽鲜明，很象是用毛笔一类的软性描绘工具涂画出来的。所以，当时即使还没有完善的、定型的毛笔，也会有近似毛笔一类的写画工具。
到了商朝，在甲骨文中已经有“笔”字了。甲骨文的“笔”字写成，象是一只手在拿着笔写画。当时的甲骨卜辞虽然绝大部分是用刀直接把字刻在甲骨上的，但是人们发现，也有少数卜辞是先用红色笔写在甲骨上，然后再刻出来。这表明，中国毛笔的制造和使用，早在商朝就已经达到一定的水平了。
近代考古事业的发展，为我们发掘出埋藏在地下两千多年的战国时代的毛笔实物，它是1954年在湖南省长沙市左家公山一座战国古墓中发现的。笔的全身套装在一个小竹管中，笔杆是竹制的，直径0.4厘米;笔头是用优质的兔箭毛制成，不是插在竹笔杆内，而是将竹杆端部劈开，把笔毛夹在当中，然后用丝线缠牢，外面再涂上漆。笔长近21厘米。这支笔的笔毫刚劲尖锐，很便于书写。同这支笔一起出土的还有一些竹简和用来刮削竹简的铜刀，为我们生动地展现出一套古代书写工具。解放后，在中国各地还多次出土了战国时代的许多竹简、帛画、陶器、漆器等等，在它们上面有的写有文字，有的描绘着花纹。从那些笔画具有弹性和粗细变化看，都是运用了毛笔的结果。这些文物反映出春秋战国时期使用毛笔的普遍性，也表明当时制造毛笔的技术正在日益完善。古书中也有关于春秋战国时期使用毛笔的一些记载。例如《庄子》中就有“臣以秉筆事君”、“画者吮笔和墨”的记述，这里显然是指毛笔而言。这时期各国对笔的称呼也不一致，东汉许慎在《说文》中释“聿”云：“聿，所以书也。楚谓之聿，吴谓之不律，燕谓之弗……秦谓之笔。”
这时期都是用毛笔蘸墨把字写在竹木简上，如果写错了，需要删改，就要用刀把简上的字迹刮削掉。所以写字的人也要准备一把小刀，这刀叫做削。这样一来，人们便常把刀和笔联系在一起。战国、秦汉时期人们就习惯以“刀笔史”或“刀笔”作为官府中从事书写工作的小吏的代称。
秦朝将军蒙恬曾对毛笔加以改进，古书中说他造的毛笔是用柘木为笔杆，用鹿毛和羊毛做笔毫的。1975年在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古墓中出土了三支秦时的毛笔。它们都是竹杆的，在制造方法上的确比过去有改进。它们的笔头是插入竹杆端部内腔的，与现代毛笔的制法很相近了。
汉代的毛笔实物出土比较早，1931年在西北地区古居延泽（今甘肃省额济纳旗一带）发现了属于西汉末或东汉初年的毛笔。它的笔杆是用四条长木片拼合在一起的，上下用细麻缠束。笔的毫毛为黑色，但是笔锋呈白色。人们习惯称它为“汉居延笔”。这支笔杆所以是木制的，是因为西北地区少竹的缘故。1975年在湖北江陵凤凰山的一座西汉墓中出土了一套文具，其中的毛笔是竹杆的，与秦笔极为相似。这些出土的毛笔多是普通的书写工具，至于皇室贵族们使用的毛笔，往往十分讲究装饰。例如笔杆要用错金，笔套上镶嵌宝石等等，据说一支笔价值可达百金。当时的一些郡县也要按时向皇帝贡献上等的兔毛用来制笔。
魏晋时期继承了汉代的制笔技术。当时有一个名叫韦仲将的书法家已经被公认是制笔专家了。著名的北魏农学家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把韦仲将的制笔经验记录下来了，使我们能够对当时的制笔过程和工艺水平有所了解。晋代大书法家王羲之在《笔经》中也讲到了制笔方法。
隋唐时期，伴随着封建经济的繁荣，封建文化也得到蓬勃发展;科举制度的实行，使文化教育事业更加普及。在这样的形势下，毛笔便成为文人学者们一刻不可离身的书写工具了;毛笔的制造，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这时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唐朝制造毛笔以宣州（今安徽省宣城县）的紫毫笔（即兔毫笔）最为出名。秦汉以来，毛笔多用兔毫，也有人试用鸡毛、虎毛、猪毛等等。唐朝宣州紫毫笔是以深色兔毫为主，制作技艺高超，在当时就已经称冠全国了。唐朝大诗人白居易在《紫毫笔》诗中说：“紫毫笔，尖如锥兮利如刀。江南石上有老兔，吃竹饮水生紫毫，宣城之人采为笔，千万毛中选一毫。”诗中告诉我们，这种紫毫笔价值昂贵，每年都要作为贡品进献给皇帝，一般文人都很难得到，人们把它视为文房四宝中的珍品。唐代其他著名诗人如韩愈、薛涛、耿湋等也都有诗盛赞紫毫笔。
在唐代，宣州不仅是全国的制笔中心，而且出了一批制造毛笔的名工巧匠，其中以陈氏和诸葛氏两家最为著名。据说唐朝大书法家柳公权曾向陈氏求笔，也只得到了两支，表明陈氏制造的毛笔是十分难得的。当时一支普通毛笔价值仅三个钱，而诸葛氏造的毛笔价值高达十金。还有记载说，每逢科举考试的时候，都有一群小贩在考场前争相叫卖健毫圆笔，称为“定名笔”。这时笔价比平日高出十倍。凡有考生购买，小贩便记下考生姓名。若考生被取中，小贩便去讨赏钱，称为“谢笔”。这种情况反映出唐代制笔业的发达与科举制度的建立有着密切关系。
随着中日两国文化使者的频繁往来，毛笔也传到了日本。公元八世纪日本高僧空海和尚还特意把中国制造毛笔的技术带回日本。现今日本奈良正仓院还保藏有中国的唐笔多支，其中有斑竹管、象牙管等多种。
北宋时候把唐朝宣城毛笔的制作技术加以发展，尤其是诸葛氏世代相传，技艺愈发精湛。宋代的大文学家欧阳修、苏轼、黄庭坚等人都曾经撰写诗文歌诵诸葛氏制作的毛笔。传说苏轼最喜欢用宣城诸葛齐锋笔，使用起来得心应手，随意缓急。南宋时期，由于朝廷南迁临安（今浙江省杭州市），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随之南移。于是，制造毛笔的中心也由安徽宣城转移到浙江吴兴县一带。这里在元代属于湖州路，因此后来有“湖笔甲天下”的声誉。湖州制笔业从此得到发展，直到明、清两代，湖笔水平都居全国第一位。
湖笔制造中心是吴兴县的善琏镇，又名“蒙溪”，这是古人为纪念蒙恬而取名的。善琏镇还有一座蒙恬祠，内有蒙恬塑像。距离蒙恬祠不远的地方还有一座永胜寺，相传隋朝时候，晋代大书法家王羲之的第七世孙智永和尚曾在这里居住多年。智永不仅擅长书法，而且对制笔工艺作了很大改进，他对于紫毫笔、羊毫笔的制造创出许多新法。智永住在永胜寺时，用自己制造的毛笔书写，据说单是用废了的毛笔头就有五大筐，这些废笔头被埋在蒙恬祠外的树林中，并立有石碣，上面有智永自题的“退笔冢”三个大字。
湖笔的最大优点是“尖、齐、圆、健”，人们把这称为湖笔的四德。尖是指笔毫有锋芒，即使饱含了墨汁，笔锋仍是尖形;齐是说把笔头铺开来，内外的毛长短一样齐;圆是指选毛纯净，经缚扎后，笔头圆浑匀称;健是说笔毫富于韧性，有弹力。元代大书法家赵孟頫是湖州人，他平日就很喜欢用柔健的湖笔，最后在书法艺术上自成一家。
中国的毛笔生产并不仅限于宣州、湖州两地。例如湖南省由于制造毛笔的原材料丰富，其中长沙、衡阳、湘潭、湘阴、零陵等地的制笔工业都比较发达。此外如北京、苏州、杭州等地也是毛笔的重要产地。
在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中，毛笔对于传播文化、发展书法、绘画艺术等方面都起了重要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文学艺术的繁荣发展，毛笔等传统文房用具的制造也在全国许多地区和城市得到振兴。其中湖州、宣州等地的名笔品种更是增加到几百种，产量也大大超过历史最高水平。现在这种中国所特有的毛笔，已经远销世界许多地区和国家，正在为世界文化的发展作出新贡献. 来源：中国书画网
毛笔的产生和使用可以溯源至距今五、六千年以前。在中国原始氏族社会晚期仰韶文化的陶器上，绘有许多美丽的彩色花纹，线条匀称，色泽鲜明，很象是用毛笔一类的软性描绘工具涂画出来的。所以，当时即使还没有完善的、定型的毛笔，也会有近似毛笔一类的写画工具。
到了商朝，在甲骨文中已经有“笔”字了。甲骨文的“笔”字写成，象是一只手在拿着笔写画。当时的甲骨卜辞虽然绝大部分是用刀直接把字刻在甲骨上的，但是人们发现，也有少数卜辞是先用红色笔写在甲骨上，然后再刻出来。这表明，中国毛笔的制造和使用，早在商朝就已经达到一定的水平了。
近代考古事业的发展，为我们发掘出埋藏在地下两千多年的战国时代的毛笔实物，它是1954年在湖南省长沙市左家公山一座战国古墓中发现的。笔的全身套装在一个小竹管中，笔杆是竹制的，直径0.4厘米;笔头是用优质的兔箭毛制成，不是插在竹笔杆内，而是将竹杆端部劈开，把笔毛夹在当中，然后用丝线缠牢，外面再涂上漆。笔长近21厘米。这支笔的笔毫刚劲尖锐，很便于书写。同这支笔一起出土的还有一些竹简和用来刮削竹简的铜刀，为我们生动地展现出一套古代书写工具。解放后，在中国各地还多次出土了战国时代的许多竹简、帛画、陶器、漆器等等，在它们上面有的写有文字，有的描绘着花纹。从那些笔画具有弹性和粗细变化看，都是运用了毛笔的结果。这些文物反映出春秋战国时期使用毛笔的普遍性，也表明当时制造毛笔的技术正在日益完善。古书中也有关于春秋战国时期使用毛笔的一些记载。例如《庄子》中就有“臣以秉筆事君”、“画者吮笔和墨”的记述，这里显然是指毛笔而言。这时期各国对笔的称呼也不一致，东汉许慎在《说文》中释“聿”云：“聿，所以书也。楚谓之聿，吴谓之不律，燕谓之弗……秦谓之笔。”
这时期都是用毛笔蘸墨把字写在竹木简上，如果写错了，需要删改，就要用刀把简上的字迹刮削掉。所以写字的人也要准备一把小刀，这刀叫做削。这样一来，人们便常把刀和笔联系在一起。战国、秦汉时期人们就习惯以“刀笔史”或“刀笔”作为官府中从事书写工作的小吏的代称。
秦朝将军蒙恬曾对毛笔加以改进，古书中说他造的毛笔是用柘木为笔杆，用鹿毛和羊毛做笔毫的。1975年在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古墓中出土了三支秦时的毛笔。它们都是竹杆的，在制造方法上的确比过去有改进。它们的笔头是插入竹杆端部内腔的，与现代毛笔的制法很相近了。
汉代的毛笔实物出土比较早，1931年在西北地区古居延泽（今甘肃省额济纳旗一带）发现了属于西汉末或东汉初年的毛笔。它的笔杆是用四条长木片拼合在一起的，上下用细麻缠束。笔的毫毛为黑色，但是笔锋呈白色。人们习惯称它为“汉居延笔”。这支笔杆所以是木制的，是因为西北地区少竹的缘故。1975年在湖北江陵凤凰山的一座西汉墓中出土了一套文具，其中的毛笔是竹杆的，与秦笔极为相似。这些出土的毛笔多是普通的书写工具，至于皇室贵族们使用的毛笔，往往十分讲究装饰。例如笔杆要用错金，笔套上镶嵌宝石等等，据说一支笔价值可达百金。当时的一些郡县也要按时向皇帝贡献上等的兔毛用来制笔。
魏晋时期继承了汉代的制笔技术。当时有一个名叫韦仲将的书法家已经被公认是制笔专家了。著名的北魏农学家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把韦仲将的制笔经验记录下来了，使我们能够对当时的制笔过程和工艺水平有所了解。晋代大书法家王羲之在《笔经》中也讲到了制笔方法。
隋唐时期，伴随着封建经济的繁荣，封建文化也得到蓬勃发展;科举制度的实行，使文化教育事业更加普及。在这样的形势下，毛笔便成为文人学者们一刻不可离身的书写工具了;毛笔的制造，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这时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唐朝制造毛笔以宣州（今安徽省宣城县）的紫毫笔（即兔毫笔）最为出名。秦汉以来，毛笔多用兔毫，也有人试用鸡毛、虎毛、猪毛等等。唐朝宣州紫毫笔是以深色兔毫为主，制作技艺高超，在当时就已经称冠全国了。唐朝大诗人白居易在《紫毫笔》诗中说：“紫毫笔，尖如锥兮利如刀。江南石上有老兔，吃竹饮水生紫毫，宣城之人采为笔，千万毛中选一毫。”诗中告诉我们，这种紫毫笔价值昂贵，每年都要作为贡品进献给皇帝，一般文人都很难得到，人们把它视为文房四宝中的珍品。唐代其他著名诗人如韩愈、薛涛、耿湋等也都有诗盛赞紫毫笔。
在唐代，宣州不仅是全国的制笔中心，而且出了一批制造毛笔的名工巧匠，其中以陈氏和诸葛氏两家最为著名。据说唐朝大书法家柳公权曾向陈氏求笔，也只得到了两支，表明陈氏制造的毛笔是十分难得的。当时一支普通毛笔价值仅三个钱，而诸葛氏造的毛笔价值高达十金。还有记载说，每逢科举考试的时候，都有一群小贩在考场前争相叫卖健毫圆笔，称为“定名笔”。这时笔价比平日高出十倍。凡有考生购买，小贩便记下考生姓名。若考生被取中，小贩便去讨赏钱，称为“谢笔”。这种情况反映出唐代制笔业的发达与科举制度的建立有着密切关系。
随着中日两国文化使者的频繁往来，毛笔也传到了日本。公元八世纪日本高僧空海和尚还特意把中国制造毛笔的技术带回日本。现今日本奈良正仓院还保藏有中国的唐笔多支，其中有斑竹管、象牙管等多种。
北宋时候把唐朝宣城毛笔的制作技术加以发展，尤其是诸葛氏世代相传，技艺愈发精湛。宋代的大文学家欧阳修、苏轼、黄庭坚等人都曾经撰写诗文歌诵诸葛氏制作的毛笔。传说苏轼最喜欢用宣城诸葛齐锋笔，使用起来得心应手，随意缓急。南宋时期，由于朝廷南迁临安（今浙江省杭州市），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随之南移。于是，制造毛笔的中心也由安徽宣城转移到浙江吴兴县一带。这里在元代属于湖州路，因此后来有“湖笔甲天下”的声誉。湖州制笔业从此得到发展，直到明、清两代，湖笔水平都居全国第一位。
湖笔制造中心是吴兴县的善琏镇，又名“蒙溪”，这是古人为纪念蒙恬而取名的。善琏镇还有一座蒙恬祠，内有蒙恬塑像。距离蒙恬祠不远的地方还有一座永胜寺，相传隋朝时候，晋代大书法家王羲之的第七世孙智永和尚曾在这里居住多年。智永不仅擅长书法，而且对制笔工艺作了很大改进，他对于紫毫笔、羊毫笔的制造创出许多新法。智永住在永胜寺时，用自己制造的毛笔书写，据说单是用废了的毛笔头就有五大筐，这些废笔头被埋在蒙恬祠外的树林中，并立有石碣，上面有智永自题的“退笔冢”三个大字。
湖笔的最大优点是“尖、齐、圆、健”，人们把这称为湖笔的四德。尖是指笔毫有锋芒，即使饱含了墨汁，笔锋仍是尖形;齐是说把笔头铺开来，内外的毛长短一样齐;圆是指选毛纯净，经缚扎后，笔头圆浑匀称;健是说笔毫富于韧性，有弹力。元代大书法家赵孟頫是湖州人，他平日就很喜欢用柔健的湖笔，最后在书法艺术上自成一家。
中国的毛笔生产并不仅限于宣州、湖州两地。例如湖南省由于制造毛笔的原材料丰富，其中长沙、衡阳、湘潭、湘阴、零陵等地的制笔工业都比较发达。此外如北京、苏州、杭州等地也是毛笔的重要产地。
在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中，毛笔对于传播文化、发展书法、绘画艺术等方面都起了重要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文学艺术的繁荣发展，毛笔等传统文房用具的制造也在全国许多地区和城市得到振兴。其中湖州、宣州等地的名笔品种更是增加到几百种，产量也大大超过历史最高水平。现在这种中国所特有的毛笔，已经远销世界许多地区和国家，正在为世界文化的发展作出新贡献. 来源：中国书画网
2016年08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