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漫步沪南地区交通大动脉肇嘉浜路时，已经无法想象脚底下踩着的竟然是条臭河浜；更想象不出河浜南岸斜徐路的模样。

　　肇嘉浜原是上海地区一条东西走向的通航河流。沿浜两岸各有一条东西向平行的马路：北岸为1862年法租界公董局强行越界修筑的“徐家汇路”；南岸系1914年沪南工巡捐局修筑的“斜徐路”。斜徐路和徐家汇路犹如同胞兄弟，被母亲一双温暖的大手各自牵着，蹦蹦跳跳相处了40年。后来肇嘉浜因河流日渐淤浅一点点变黑臭，1954年4月起上海市人民政府决定填浜筑路，浜两岸的斜徐路和徐家汇路随之并入，成为一条新的马路，且就以该浜命名：肇嘉浜路。

　　并入后，徐家汇路还留有一段，接在肇嘉浜路东侧；而斜徐路完全消失了。但是在斜徐路以及徐家汇路上曾经发生过的一些往事，对我国铅笔制造工业、甚至对世界铅笔制造工业产生的重大影响，至今不散。

　　小小铅笔蕴藏巨大商机

　　铅笔乃现代人民文化生活中主要书写工具之一，就连飞往太空的宇航员所使用的笔最好也是木杆铅笔。木杆石墨铅笔在16世纪起源于英国。17世纪德国建成世界上第一家铅笔制造厂。18世纪法国人研究改革铅芯制造工艺取得成功，对提高铅笔使用价值起到重大突破，并为近代铅笔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世纪俄、日、美等国相继建立铅笔制造工厂。清末，废科举、办学堂，使得铅笔之类舶来文具开始出现在国人面前。由于铅笔使用方便，价格低廉，国内市场需要量巨大，而那时清朝政府也不重视小小一支铅笔，结果被洋货乘虚而入。19世纪末，德、日、美等国家的铅笔先后输入我国，霸占了我国的铅笔市场。民国政府每年要为进口铅笔花去大量钱财。据《海关中外贸易统计年刊》记载，从上海口岸进口的铅笔数量每年至少以10%的速率递增。仅1931年，进口铅笔花掉的外汇达到949316海关金单位（1金单位=0.7427规元）。

　　20世纪30年代，我国民族铅笔制造工业处于萌芽阶段。1932年香港九龙由国人投资将英商经营的铅笔厂改建为“大华铅笔厂”，是为中国第一家铅笔厂。1933年在北平和上海又相继出现了“中国铅笔公司”和“华文铅笔厂”。可遗憾的是这两家铅笔厂仅仅为来料加工，并不是全套生产铅笔的工厂，且由于生产技术落后，都未能立足发展起来，先后倒闭。

　　1933年，满怀实业救国理想的江苏常州人、同济大学肄业生吴羹梅从日本留学归国。经过市场调研和深思熟虑，认为制造铅笔所需要的主要原料，如木材、黏土、石墨等国内资源丰富、容易开采，而铅笔的市场销售又不成问题。只要经营管理得当，国人完全有把握办好铅笔厂，从而打破洋货对中国市场的垄断。但是当日本真崎大和铅笔株式会社社长得知吴羹梅在该株式会社实习时流露出欲办铅笔厂的想法时，却以傲慢的口吻劝道：“创办铅笔厂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即使到你吴鼎（吴羹梅原名）二世，你们中国也办不成铅笔厂、生产不出铅笔。还是买我们日本的铅笔吧。”

　　日本人的狂妄极大地伤害了吴羹梅的自尊心，同时也激发起一腔爱国热情，更坚定了要创办铅笔厂的决心。为此，吴羹梅毅然决定在上海集资筹建铅笔厂。吴羹梅在发起倡议书中大声疾呼：“铅笔在各种文具品中占重要之位置而与小学生关系尤切。查海关贸易报告，1932年铅笔输入我国者，达150万金单位之巨，区区铅笔一物，每年竟耗我国人之财富达数百万之巨，吾人所惕者在此，觉有从速创办此种工业之必要者亦在此。虽九龙已有我国唯一之大华铅笔厂创设，然持此一厂，抵制外货，力当未逮，此种工业实大有提倡发扬之必要。”　　筹措资金选址办厂

　　1934年，留日同学、福建台湾人郭子春应吴羹梅之邀来到上海。与此同时，通过熟人介绍，吴羹梅结识了善于理财的常州老乡、毕业于北京财商学院的章伟士，组成“三驾马车”，开始创业。

　　首先是筹措办厂资金。吴羹梅破釜沉舟，将老家分给他的两间房屋变卖所得4500元，以及从亲友处借得10500元，共15000元全部投入。另外吴羹梅设法拉一些国民党权贵、社会闻人以及老朋友、老同学入股，譬如杜月笙拿出3000元、虞洽卿拿出500元、潘公展拿出3000元、钱新之拿出2000元等等，共筹得资金50000元，总算凑足启动资金。

　　其次是选址厂址。那年月的民族企业家们认为由于租界属于洋人的管辖范围，较军阀混战、内乱不止的国统区，社会秩序比较安定，且市面也比较繁荣，容易做成生意，因此一般愿意将工厂建在租界之内。但问题是租界的地价已经被地产投机商炒得很高，对于一个新办的中小型企业来讲，资金有限，所以厂址只能在华界地面上“做文章”。经过反复寻找，终于在斜徐路1176号找到一家倒闭了的缫丝厂作为新厂厂址。旧厂房约两万平方米，木结构两层楼，翻修一下勉强可以使用。底层做车间，二层是办公室、库房和宿舍。新厂址较有利的是交通还算便利，离开法租界仅仅一水之隔，通过打浦桥即可到达。

　　再次是采购机器。因为吴羹梅对日本的铅笔制造工业比较熟悉，所以决定引进日本的机器和技术，于是从日本昭和铅笔机械厂订购了制造铅笔的全套设备。

　　最后是招募职工。吴羹梅自常州老家同族子弟和乡邻以及常州孤儿院里招募了一批年轻人做学徒。青年工人进厂先得培训两年。在这两年内，白天工作8小时，晚上学习2小时。厂里管吃住，每人每月发3元零花钱。又在本市招收了一批三四十岁的女工，主要从事简单的生产劳动。至于技术人员，从倒闭的北平中国铅笔公司聘请来有经验的技工担任。而铅笔制造的核心技术，主要由吴羹梅和郭子春负责。

　　就在吴羹梅、郭子春和章伟士等人加紧进行建厂工作时，附近一群地痞流氓竟然找上门来敲竹杠。吴羹梅一来资金短缺；二来也根本没把这几个小流氓放在眼里，所以就随便给了点钱，想打发了是。谁知小流氓不满足，又接二连三来捣乱。一天深夜，厂里堆放木屑的车间突然起火。幸亏值班工人及时发现，未酿成大祸。事后经调查，火就是那几个小流氓故意放的。吴羹梅不得不在熟人陪同下请杜月笙出面，才摆平了地痞流氓的骚扰。

　　至年底，经董事会讨论通过，以“中国标准国货铅笔厂（简称中铅）”厂名向国民政府实业部申请立案。董事会由潘公展任董事长，吴羹梅、章伟士等6人为董事（后来钱新之、黄炎培也加入董事行列）。章伟士兼经理，郭志成为工程师，吴羹梅任厂长兼协理。建厂初期设5个科室，每个科室仅2、3人，全厂不足百人。生产部门有制芯、制板、制杆和成品4个车间。

　　1935年春天，当机器和原料陆续到位后，开始试生产。别看小小一支铅笔，其制造工艺却比较复杂，尤其是在铅芯和铅笔板的研制过程中，吴羹梅、郭子春和厂里的技术人员全身心扑进去，不断试验，还查阅了大量资料，经过半年多的研制，终于制造出合乎质量要求的铅笔。

　　1935年10月8日，中铅正式挂牌开工生产。这是我国第一家生产设备齐全，且完全由国人一手创办的铅笔制造厂家。最先生产出来的铅笔为普及型“飞机牌”200好学生铅笔和600小朋友铅笔。不久，又生产出中档型“飞机牌”500铅笔，以“航空救国”命名，其质量向德国的“老鸡牌”看齐。因为航空救国口号同当年国人的爱国心理相一致，所以该铅笔上市后非常受欢迎。到了1937年，中国铅笔厂已能生产高档“鼎牌”绘图铅笔，其寓意是不用等到吴鼎二世，中国人就能生产出高档铅笔。吴羹梅以实际行动有力回击了日本人的傲慢，大长了中国人的志气。在抗战全面爆发前夕，中铅已能生产全部使用国产原材料的普及型铅笔。　　20世纪30年代，民族铅笔工业正面临中高档的德国货、美国货以及低档的日本货的冲击，竞争异常激烈。吴羹梅则充分利用全国人民高涨的反日爱国情绪和轰轰烈烈的提倡国货运动，将潘公展书写的“中国人用中国铅笔”8个字刻印在铅笔杆上，并制成广告广为宣传，以进一步激发同胞们的爱国热情，为国货争得了一席之地。尤其是低档“飞机牌”系列铅笔，价廉物美，受到广大中小学生的欢迎，一举取代了大部分日

　　本铅笔。1936年，中铅还争取到国民政府教育部的大力支持。该部通知全国各级教育厅（局）及各学校，一律采用中国铅笔厂生产的铅笔书写，而各学校也都乐于采购。此外，交通部所辖之各邮电局，铁道部所辖之各铁路局，也都向中铅定制大批书写铅笔。很快，中铅生产的铅笔遍布大江南北，进入千家万户。

　　三驾马车各奔前程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为了保存实力，并为抗战提供军需物资，中铅响应国民政府号召，迁往重庆。但在当时血与火的战争环境中，几经磨难的中铅只能苦苦挣扎，生存和生产均面临严峻考验，每月仅仅能出厂几十万支铅笔，根本无法恢复过去在上海月产百万支铅笔的水平。虽然中铅为了维持生产，无奈向银行贷款，债台高筑，但吴羹梅始终坚持薄利多销，坚决不卖黑市价；不发国难财。

　　不过章伟士开始对吴羹梅的做法颇有微词，觉得既然中铅在重庆无法进行正常生产，与其勉勉强强支撑着，随时有破产的可能，倒不如重新返回上海，利用抗战前中铅在市场上的影响和声誉，夺回被小鬼子挤占的销售市场。且章伟士用家庭分居理由说服了郭子春（郭子春太太丁瑞云未跟随丈夫去重庆）。吴羹梅则铁了心不赞成回上海。铁三角出现了裂痕。

　　1939年底，三人彻底分道扬镳。郭子春回到上海后，加紧投入建厂。在选择厂址时，也不知是冥冥之中有股神秘的力量还是什么的，郭子春和章伟士又把目光放在了肇嘉浜那里，当然他俩不可能选在斜徐路，因为同吴羹梅已经不是好兄弟了，而是选在与斜徐路隔开一条河浜的徐家汇路上，即徐家汇路324号（今548号）原万康酱园旧址。新厂面积3亩多，有旧房舍数十间，稍作修缮，就可投入使用。然后向晶华玻璃厂机器部和兴业铁工厂定制了全套制笔设备。各种机器全部是郭子春亲自绘图设计，为当年最新款式。

　　1940年1月29日，上海铅笔厂（简称上铅）正式成立。章伟士任常务董事长兼总经理，郭子春任协理兼总工程师，申报馆总经理马荫良等人任董事。上铅额定资本5万元，中铅拿出1万元（1941年底撤资）。是年3月，上铅开工生产，时有职工40余人，月产铅笔72万支。厂里将所生产的铅笔向国民政府经济部注册了“三星牌”商标。三星蕴含3层意思：从经营理念来看，取民间吉祥语“福”“禄”“寿”，让人联想到三星就表示吉祥如意；从顾客消费心理来看，三星名称朗朗上口，易于推销，能吸引广大消费者；从振兴民族工业来看，其意义更加深远。因为那时外资铅笔企业中，已有日本的“七星牌”、美国的“星牌（一颗星）”铅笔。上铅采用三星牌商标，就是要力争使得国货铅笔早日跻身国际市场，并与洋铅笔展开激烈的市场竞争。

　　通过不断改进技术和增添设备，上铅出品的三星铅笔品质精良，售价低廉，很快受到消费者的欢迎，行销上海市场。国民政府经济部特颁给该厂国货证明书，并向全国各地学校推广使用三星牌。

　　面对上铅蒸蒸日上，日本人恨之入骨。日本三菱铅笔厂老板派人专程赶赴上海，进行威胁利诱。先是要上铅停产，遭到拒绝后又提出上铅必须自日本进口白坯铅笔，到上海加工成品，结果也遭到郭子春的拒绝。最后日本人只得悻悻而去。为什么上铅敢于日本企业硬顶呢？缘由是郭子春太太丁瑞云本身就是日本人，所以在汪伪时期以至日军强行进入租界后，小鬼子没怎么刁难上铅。

　　抗战胜利后两家成竞争对手

　　1945年8月祖国光复。11月，号称上海滩“铅笔大王”的吴羹梅扬眉吐气凯旋，但他并没有回到斜徐路中铅原址恢复生产。是不是在斜徐路的对面已经有了上铅这个过去曾经是亲密朋友、现在是竞争对手的关系？无人晓得。反正中铅另辟蹊径，在东汉阳路296号承购了一个原先由日本人开办的制箱厂重起炉灶。

　　由于中铅的孵化器作用，我国民族铅笔工业从抗战前的独一无二发展到抗战后的多家鼎立。这对吴羹梅来讲，既是他本来实业救国的初衷，但也不得不面临与自己人争夺市场份额的尴尬局面。吴羹梅考虑再三，决定不自相残杀。在细心调研后，他发现市场上缺少低档铅笔，而数量众多的中小学生嫌中高档铅笔贵，喜欢用低档铅笔。于是

　　中铅便大批生产低档铅笔投入市场。仰仗中铅的信誉和价格优势，中铅产品很快畅销华东和华北地区，且还同上铅产品一起远销南洋，充当了国货输出海外市场的急先锋。

　　而上铅的生产也呈现一派蓬勃景象，产品供不应求。1946年全年的产量达到1800万支，是抗战前的两倍之多。

　　尽管关起门来是竞争对手，但在对付美国铅笔大肆倾销问题上，吴羹梅、郭子春和章伟士不忘民族气节，团结一致对外。三人每月举行一次聚餐，共同商讨市场划分、产品定价以及如何应付来势汹汹的洋货保存自己。

　　不过好景不长，由于国统区通货膨胀，国民政府乱发钞票，1947年的物价是10年前的6万倍。再加上大批美国商品以“美援”的名义，潮水般地涌入全国市场，对民族工业造成空前浩劫。据1947年海关统计，进口铅笔达1300多万支。在上海的商店里、地摊上以及各机关学校，美国生产的黄杆橡皮头铅笔泛滥成灾，而国人自己生产的铅笔根本无力与之竞争。中铅和上铅全都深深陷入困境。

　　解放后飞速发展多点开花

　　一唱雄鸡天下白。1949年5月上海解放。工人当家做主，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中铅和上铅的产量不断刷新纪录。1949年8月，吴羹梅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以公私合营方式，联合创办了哈尔滨中国标准铅笔公司。该厂是中国最早的公私合营企业，引起世人瞩目。当然上铅也不甘落后。是年9月，郭子春和章伟士亲自率领厂里一批技术骨干连同机器设备进京，在短短3个月之内，完成了清理场地、改建厂房、安装机器、职工培训、后勤保障等工作，办起了北京三星铅笔厂（后改名为北京铅笔厂）。

　　1954年10月1日，在上海南京西路新华电影院召开大会，中铅和上铅分别实行公私合营。中铅改称为中国铅笔公司一厂（后改为中国铅笔一厂）；上铅改称为中国铅笔公司二厂（后改为中国铅笔二厂）。

　　新中国起步一穷二白。党和政府为了让广大人民群众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这就需要大量用来绘制工程设计图纸的铅笔。而国产绘图铅笔的质量依然难敌美国的“维纳斯牌”和德国的“施德楼牌”等。中铅一厂职工不断探索尝试，终于在1954年成功试制出“中华牌101绘图铅笔”。其名称中的“101”便是向国庆献礼的意思。随后，101绘图铅笔凭借着过硬的质量获得了国家银质奖、轻工部优质产品等称号。1976年，中华牌101绘图铅笔的2H和HB两个型号经鉴定证实，各项指标已经赶上美国的维纳斯牌。欧美国家进口的绘图铅笔逐渐从我国市场上消失。

　　而中铅二厂于1958年3月在全行业比先进、比干劲、赶超国际水平的擂台会上，提出三星牌369红蓝铅笔在两年赶上西德“天平牌”的口号。大会后，全厂干劲十足热火朝天，在郭子春的指导下，技术人员悉心研究铅芯配方，精工细作，经过45天艰苦奋战，小批量生产的成品质量指标全部达到天平牌水平。厂里立即把这批红蓝铅笔送到正在中苏友好大厦举行的“双比展览会”上展出。

　　1958年，由轻工业部牵头，郭子春倾一生心血，会同中铅二厂有关人员，对铅笔的制造工艺过程、技术操作原理、配方设计等进行系统整理，并结合中铅一厂等提供的先进经验、技术革新资料，汇编成《铅笔制造工艺》一书，由轻工业出版社出版。这是我国制笔工业有关铅笔生产技术的第一本比较全面系统的著作，该书的出版对我国铅笔工业系统广大职工学习技术、研究铅笔制造工业和提高企业管理水平，起到了积极的指导作用。

　　上海这两家铅笔厂不仅培训、辅导了我国各地众多铅笔厂的职工和生产，为我国成为世界铅笔制造大国竭尽全力，且还走出国门，援助巴基斯坦、越南等国家建造、管理铅笔厂。　　改革开放再现辉煌

　　1992年股份制改革，中铅一厂作为全国铅笔行业的龙头老大，果断选择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证券代码600612，第一铅笔（现在变为老凤祥）成为全国铅笔行业第一个实行股份制改革的企业。与此同时，第一铅笔及时根据市场整体环境以及环保要求，调整经营布局，将铅笔生产从高商务成本的市区向郊区嘉定、青浦转移。于是东汉阳路296号变成了高档居民住宅区，目前房价接近每平方米10万元。笔者有位朋友2009年搬入该小区（买进时每平方米2.5万元），请笔者重游故地，望东方明珠看外滩璀璨夜景。笔者一本正经告诉朋友：兄台房间位置正巧是笔者当年在“烤板筒（制作铅笔板的一道工序）”汗流浃背做生活（上班干活的意思）的地方。笔者还开玩笑道：如果不是当年厂里因为各种原因不了了之，这里就是一幢28层大楼（施工图纸都请华东设计院设计齐全），兄台每天起床只能换到别处瞧东方明珠了。

　　中铅二厂则通过地块置换，搬迁到浦东东沟生产。而原来的地方矗立起一幢商务高楼“宝鼎大厦”。

　　如今，作为世界四大铅笔制造巨头之一，“中华牌走遍全球，长城牌固守国门（这两个商标都是中铅一厂的名牌产品）”，中铅一厂一年产销量最高可达到22亿支，销售收入超过4.5亿元，乃名副其实的“中国制笔王”，真正实现了“铅笔大王”吴羹梅当年在斜徐路许下的心愿和梦想。

　　（徐家汇路全长1718米，东接陆家浜路；西连肇嘉浜路；起于制造局路；止于瑞金南路，于1861年动工并建成。）

2018年01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