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时间，新冠病毒似乎切断了所有时空的联系。

1/ 全球商品体系的混乱

这位年轻人不知道的是，他工厂生产的商品无法按照原计划及时供货了。苹果手机做出至少会降产10%的预计，鸿海是苹果iPhone手机的全球最大组装厂，同时还为华为智能手机、亚马逊电子书Kindle及智能音箱Echo、惠普与戴尔等电脑巨头提供产品。苹果正在大卖的无线耳机出货速度会大幅度放缓，而作为苹果无线耳机的三大供应商立讯精密、歌尔股份和英业达都已关闭了工厂，即使AirPods的组装工作复工，但由于上游工厂都分布在中国各地，零部件仍可能供不应求。而实际上，即使大家能够恢复生产，产能的利用率能达到 50％就不错了。Facebook也暂停了对其最新款Oculus Quest VR头显的订购，要知道在春节期间，它一直处于缺货状态，而当前开售日期已经直接被推迟到3月10日。

如果这还都是看上去的商品短缺，那么它背后就是全球供应链的混乱。作为全球最大的原材料消费国，中国几乎每一种主要商品的贸易都面临风险：石油需求暴跌了20％，炼油厂正在缓慢运营，液化天然气、煤矿保持关闭，农产品卡在港口。

与此同时，从全球版图来看，这种混乱已经在各地发生连锁反应。拉丁美洲对中国的原油销售停止了，船舶在澳大利亚被隔离，印度尼西亚计划停止从亚洲国家进口食品。从伦敦的铜到吉隆坡的棕榈油，世界各地的大宗商品备受打击，人们现在还没有时间能去计算这种新型病毒会造成的经济后果。

2/ 新冠病毒如何破坏全球供应链

新冠病毒，让全球供应链彻底中毒。首先跑不动的，就是物流。

备受打击的海上运输。按体积计算，世界货物贸易中约有80％是海上运输，而世界上十个最繁忙的集装箱港口中有七个港口在中国。在二月初，德国物流集团DHL报告说：“进出航空货物、卡车和铁路货运服务受到严重干扰。”截止2月9日，巴黎总部Alphaliner海事咨询公司根据对中国主要港口的集装箱的观察，从1月20日开始中国港口出货量下降了20％。

航空的表现则因为旅行会被消费者更容易感受到，几乎所有飞往中国的航班都已经被取消。到2月10日，71家国际航司中有67家航空公司取消了航班。然而这背后的供应链受到的冲击则更为致命。航空运输仍然是易碎、易腐或高价值货物的关键运输方式之一，需要快速交货。而空中航行的中断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化学产品、药品、高科技产品和机械行业关键性产品的生产。如果航空旅行禁令持续时间延长，那么随着累积库存的耗尽，国内外企业可能就会开始感受到药品等商品的短缺。

至于路上交通，则呈现了本土性而非国际性的特点。它直接限制了工人的流动和大量货物的积压，从源头上导致复工只是一个脆弱的标志而已。复工多少，产能释放多少，并不是一个工厂宣布复工就是实实在在的复工了。

这直接影响了工厂的生产，供应链呈现了全球化一损俱损的局面。疫情主灾区的湖北，产值占中国汽车产量8%，数千家零部件供应商分布在此，为全球供货。仅以武汉东风大道为例，就聚集了近2万家企业，营收总和达到万亿级。包括7家整车企业，12个汽车总装工厂，500多家零部件企业，每年汽车产量过百万。疫情之后的启动策略是什么？现在也需要紧急给出应对方案。目前上海、广东、重庆、浙江等都在延长假期或者处于半复工状态，这些地区占据全国汽车产量的三分之二以上。

而这些零部件本土中断，则加剧了国际汽车制造的震荡。日本三大公司受到严重冲击。本田公司在武汉市的汽车工厂预计要到17日以后恢复生产；原本乐观的丰田汽车，在中国境内的四处工厂要延期至17日以后重启。而这些日本的各家厂商在中国的据点面临长期停工，供应链断裂也令日本本土生产出现延迟的可能性升高。

由于中国的供应链中断，法国汽车制造商雷诺在韩国子公司RSM也只能间断性的停产釜山工厂。由于地理位置邻近，釜山工厂是中国供应中断最严重的地点。然后这种距离效应不断放大，菲亚特克莱斯勒也已经发出预警，供应链中断可能在两到四周内威胁到该公司一家欧洲工厂的生产。

供应链上的张力，使各地的工厂开始吃紧，从中国各地，辐射到韩国、日本等近邻，然后进一步渗透到欧洲和美国本土。

据德国欧瑞公司的预计，中国的汽车制造商可能会在2020年第一季度减少15％的产量。而作为回应，博世、麦格纳国际和英伟达等汽车供应商也计划缩减产量。 至于消费者信心下降而导致的汽车销售受损，则几乎是必然的。欧瑞保守预计，2020年中国新车市场将下降2％，尽管由于持续的不确定性和汽车公司的利润率下降，损失可能会更大。

如果供应链不是都放在中国，那么制造格局会怎么样？美国的特朗普总统一直是这个问题最热心、也是最危险的强硬分子，一直不遗余力地挤压中国制造供应链的外溢。在去年他甚至曾经“命令”美国企业家，都要搬回到美国本土。尽管他无法直接用行政令做到这一点，但这种“命令撤出”的口气，至少也是一种心理战，形成了一种巨大的压力和糟心的暗示。它会让董事会，不得不考虑未来不确定性的代价。从这个意义而言，特朗普阴影已经成为损害中国供应链的一种关键效应，而且正在干扰跨国公司企业董事会的理性判断。

而另外一个更加持久的干扰，则是来自美国国防部。美对华的三大鹰派中的国家安全、经济和人权方面，它对中国经济的警惕不亚于安全。国防部每年都会完成对制造业基础的调研报告，用大量的数据来鼓吹中国制造的威胁。在2018年10月份出台的一份《美国制造业供应链弹性与脆弱性》报告中，详细地指出了中国供应链对美国工业的损害。这份报告指出军方供应链中存在着大量转包，第二级、第三级等分包商存在着十种可能的风险，包括唯一供应商、单一供应商、脆弱的供应商、产能受限于市场供应等。而这些，会导致将近300种漏洞。美国人一一地列举了这些漏洞。

而供应链安全被量化之后，按照美国人的习惯，随后就会通过各种措施，把这些漏洞给一一堵上。那些供应链上脆弱的单一供应商，或者唯一供应商，就会出现替代的方案。

在2019年，就可以发现美国开始对这些漏洞进行一一封堵。去年11月一群美国联邦探员“突袭”了纽约州长岛的一家科技公司，逮捕了一批高管及员工，原因是该公司涉嫌向美国军方出售号称“美国制造”的监控和安全设备，但这些设备实际上产自中国。包括至少一台交付给美国海军康涅狄格州新伦敦潜艇基地的夜视摄像机，25台供美国空军基地安全人员使用的随身摄像机，还有将安装在美国能源部在田纳西州一个设施的旋转门。

看上去美国正在采用手术刀式的排查清理。这一举措正在成为美国的政治正确了。美国司法部长2月初在美国大学与智库会议上发表的主题演讲，再次将矛头对准中国。他公开对美国5G的落后要大力追上的措施。最为离奇的是，他建议美国公司入股爱立信和诺基亚，以期待这两个加起来在5G市场分别为17%和14%，能够对抗中国以华为产品为代表的40%市场份额。司法部长心中可能最钟意的候选企业应该是思科，但思科CEO随后坚决否定了这种可能性。而在2月14日德国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美参议院议长佩洛西继续在国际场合攻击华为的技术会威胁西方的民主制度。

这些细微的小动作，慢慢就会形成一种腐蚀的力量，侵蚀中国制造的集群优势，中国供应链的护城河就会一点点地被减弱。而这种中国供应链松动，正是特朗普们梦寐以求的事情。即使有些制造业搬不回美国，那最好也要离开中国。一月份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在Fox电视采访的时候表态，这次疫情，有助于制造回归美国。外企在中国评估供应链的时候，很难不注意到这个风险。特朗普总统竞选的最重要承诺之一就是把就业机会带回美国，这位商务部长认为致命的武汉新型冠状病毒的爆发，会有助于总统履行这一承诺。灾难降临，人性呈现。连美国CNN都觉得这种表态在当下显得毫无人情、令人不齿，但他无遮掩的表态，可能也是一句大实话。实话难听，后续的应手，则需要严阵以待。

目前美国正研究遏制华为的新手段。路透社2月5日消息，美国政府计划于2月底开会，讨论进一步限制向华为供货，并消除政府内部对于严厉制裁华为的分歧。与此同时，美国替代方案也在紧锣密鼓。美政府正在与微软、戴尔、AT&T等合作，开发替代华为的5G产品。此前微软、戴尔等并未像华为那样开发5G基础架构硬件，而是主要开发通用的工程标准，以允许5G软件开发人员在5G硬件上完成开发。而现在美国也开始以“举国之力”来围剿华为，技术也下沉到华为的核心基础优势。

更加凶险的是，美国商务部正在部署修改长臂管辖原则，将管控范围从美国技术占比的25％降到10％。一旦实施，就意味着大量日韩零部件将无法为华为供货。而在2019年作为对美国元器件的替代，华为采购日韩部件的总量超过二百亿美元，增长50%以上。但如受到10%的限制，许多关键零部件也会受影响不能给华为供货；更加关键的一步棋在于台积电。华为是台积电最重要的大客户之一，占台积电收入的10％，然而来自美国的订单则占到台积电的70％。如果台积电断供，那将是华为正在大卖的手机所完全不能承受的。届时华为真的是大难压顶。想一想，一批美国人在墙角下，拿着各种放大镜、显微镜，围绕着华为这座巨大城墙寻找漏洞，伺机突破。2019年华为承受住了第一轮重炮，2020年将再次面临更加凶险的战役。同样，对于海康威视、大华、大疆等那些实体清单上的优秀制造企业，更需要有一种国家的力量联防做支撑。

至此，全球化分工精神，已经荡然无存。

4/ 同时要防止来自欧盟的风险

同样需要考量的是来自欧盟国家。

1月份，一向对中国很友好的德国机械设备制造业联合会VDMA突然发表了一份措辞强硬的立场声明，表达了对于中国的担忧。该组织是德国工业4.0的发起者和主要推动者，代表了6000多家机械制造商的利益，在2019年头9个月，德国机械向中国出口了160亿美元，仅次于美国。VDMA此次出台了一份小型报告名称为《中国对手：贸易政策工具新调整》。该文件表示，中国对企业的国家补贴和排斥外国企业的自我封闭机制，决定性地导致了德国和中国机械制造商之间的不公平竞争。VDMA呼吁德国和欧盟审查欧盟的贸易政策工具，从而应对中国的新形势。而且VDMA负责人认为中国已经不再是发展中国家，建议欧盟不能再对中国提供发展援助与特别优惠政策。值得注意的是，VDMA此次批评中国不仅向国有企业，而且也在向私营企业发放补贴。作为一个民间组织，这次发声是非常罕见的。

这并不是孤例，一年前另外一个影响力巨大的德国工业联合会BDI就推出了一个针对中国的原则文件，题目是《伙伴和全面竞争者——我们如何与由国家掌控国民经济的中国相处？》。BDI认为德国的自由、开放的市场模式与中国“政府主导型经济”的竞争日趋激烈。

这些来自非政府组织的呼声，都不是空穴来风，而且容易走向愈演愈烈之势。中国需要尽快拿出应对之策。

5/ 中国制造供应链的攻防战

全球供应链都是相互镶嵌的。中国疫情打乱了全球的制造业务，是因为中国经济在全球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已经达到16%，已经是2003年SARS时的四倍。 

那么全球受影响最大的产业是什么？根据欧洲欧瑞公司的预测，影响最大的三项产业是家庭用品、高科技产品、纺织产品；其次是机械设备、橡胶、医药和医疗用品和化学品。这主要是跟中国出口占比有关，影响最高的三大产业，在中国2018年的出口在全球占比都超过20%以上，而日用品则超过33%。在高科技产品中，智能手机、VR头显、游戏主机等技术类产品都将会出现供应短缺现象。随着这些行业的生产中断将对全球供应链产生不利影响，因此这些公司都将努力寻找替代供应商。

这次疫情实际上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教训。就目前而言，大多数企业过于依赖一两个主要供应来源。但相信许多公司，都会从中学习并建立有弹性的供应——如果一家企业有多个相同产品的供应商，那么在出现紧急状况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将损失降低到最小。

但无论是什么逻辑，这正是特朗普想让企业家们领会的逻辑。分布式供应链将取代集中式供应链。多元供应商将取代单一供应商。

然而，也有一些有利的因素，那就是供应链具有强烈的结网效应，有些网状节点是死扣，很难解开。在这一点上，丰田曾经有过一个巨大的教训。工业巨头都想避免对单一供应商的依赖，但这一点其实很难做到，尤其是对源头供应商。荷兰ASML的光刻机再牛，它的镜头必须依赖德国蔡司，独此一家，别无分店。但有些依赖，则非常隐蔽。例如丰田汽车非常注意维持多元供应商的局面，但最后也很难解开汽车电子的硬结。以控制燃料喷射的ECU为例，1992年丰田对电装公司的依赖度是75%，到2007年只有43%；而ABS的ECU，对电装公司则从1992年的64%下降到2007年的1.7%。尽管如此，随着芯片的微型化发展，最深的地基越来越隐形地集中在寡头的手中。看上去丰田有多个供应商，但其实最后还是又回到了对瑞萨的依赖。结果丰田最后对于瑞萨的依赖，仍然是单极集中。

这种风险在2011年关东大地震被集中释放出来。当时瑞萨工厂受损严重，因此丰田同一零部件的多家供应商全部断货。丰田只好派遣2500人前去关东现场援助瑞萨电子的工厂，这样一圈一圈地解开供应链的二级承包商，再到一级承包商复工，最后才轮到丰田的产能启动。这背后的原因就是各级供应商都有严密的工艺流程耦合，涉及到几百个工序，一旦完成“生产线认可”，再次改动将是伤筋动骨的大事。因此临时换流程几乎是不可能的。

这就是供应链死结不容易打开的关键因素。 

福耀玻璃也给出了另外一种对策。在2月9日美国92届奥斯卡，福耀玻璃意外成为新明星。一部以福耀在美国工厂经历为主题的《美国工厂》，刚刚获得了最佳纪录片！这是一次超级荣誉。可以说，这是中国制造最为艰难的一次国际化突破。这部电影充分展示了中国和美国两种文化的冲突。中国引以为豪的敬业精神、集体主义和效率压倒一切，在美国都变成丑陋的表演；取而代之的，是发达国家最典型的既要安全生产又要高薪福利的工会诉求。然而福耀玻璃成功地压制了工会的神话，拒绝了工会的存在。这是中国制造在国际化过程中改变规则的一次新的尝试。这里召集的工人基本都是美国社会的最底层，是美国传统制造的余烬。如果没有福耀玻璃在这里落地，他们可能会四处随风而去。而福耀则再次激活了这些曾经是松松散散的烟火。这家工厂前身是已经停产的通用汽车雪佛兰皮卡，这里曾经1分钟就可以生产一台皮卡。而福耀利用这个巨人的废墟，用人性的视角和充分的透明克服了不同文化的巨大沟壑，并且通过四年时间完成盈利。这也意味着中国制造正在发起另外一种全球化的旋律。在当前中美巨大的贸易冲突面前，对抗、抨击、扼杀、双伤之外，《美国工厂》展示了中美另外一种对话的全新可能。中国制造太需要这样的故事了。然而，它从更宽、更高的视角，证明中国制造可以在全球化版图上，有更加积极的布局方式。

6/ 小记

不是所有的行业都具有供应链网状效应的保护，也不是所有的企业都能像福耀玻璃那样找到好的妥协方案，中国制造供应链面临着一场攻防战。这里面既有来自美国凶狠的挤压、欧盟和日本的警惕，也有东南亚各国的虎视眈眈。而疫情显然增加了一个巨大的警告效应。

各国企业是否会让其供应链加速逃离中国，还是中国供应链的结网效应是无法取代的？这是一种相互角斗的两种力。按照全球产业链环节的影响程度，优先复工、有序复工只是第一步，而理解产业链松动可能带来的持久风险，则比当下的经济增速更为重要。国外制造商会迫切寻找的中国制造的替代商，而这些链条一旦失去，往往就很难再补回来。正在被撕裂的中国制造供应链苦不堪言，疫情势必会重塑全球分工格局的供应链。而如何分行业、分层次做好中国制造供应链的守护工作，应对疫情的紧急措施之外，还需要拿出一套系统化的考量。 

来源：瞭望周刊 作者：林雪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