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行业诞生前后的特点

(一)基础薄弱，布局畸形

    我国民族工业资本是在世界资本主义入侵的影响下逐渐形成的。我国民族资本中，产业资本的比重原来就很小，工业基础极为贫乏，而制笔工业尤甚。我国制笔工业的原始资本，大多从商业资本中转化而来，部分属于零星资金的集合。投资者看到外货输入，有利可图，又看到“抵制外货”运动的兴起，抱着试探心情，开始设厂。但是也感到外货压力强大，能否获利并无把握，故开厂时投入资金都十分有限。除此之外，本身资力单薄，也是一个原因。如第一家开设的国益笔厂，资本仅五千元，开厂后就因资金不足而搁浅。第二家开设的关勒铭笔厂，虽属华侨资本，资本额号称十五万银元，但大部分化在美国以不合理的高价购进设备上面，回国经营后即告周转失灵，陷入困境。以后的华孚金笔厂，资本家仅以商业资本的四分之一用以办厂。金星金笔厂开始时由几个钱庄职工凑集七、八千元，一开始就罗掘俱穷。中国标准国货铅笔厂创办人系留日归国学生，全靠家族、亲属、同学和部分工商实业界关系分头集资，每股仅五十元，集一百余人的力量，才凑集五万元资本，平均每一股东权有资本五百元左右。扰战后内迁前才借到银行贷款六万元，主要用于国外原材料的储备。

    由于原始资本不足，行业规模不能不以十分窄小的姿态出现。如华孚厂在开厂时只有三间瓦房，全部工场不到六十平方公尺，其余大部分工厂均为弄堂厂房。以后发展起来的工厂更是每况愈下，全是一些灶披间、亭子间、客堂间工厂。除金星厂后来扩建了新厂房外，可以说没有一家象样的工厂。中国标准国货铅笔厂租用的旧丝厂厂房，也不过一千平方米左右。

    由于先天不足，因此在与外资竞争中处于劣势，如关勒铭笔厂，经过多次改组增资，仍是屡起屡仆，最后由于得到地下党组织的投资扶植，才维持了下来。

    因为资力不足，有很多方面不得不依赖于业外协作，因此它的发展就被局限在上海一地，这种畸形布局一直到解放后才获得改变。

(二)生产技术落后

    除放前行业中除几家开设较早的自来水笔厂在技术设备上稍有规模外，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厂，设备异常简陋。除一小部分使用动力设备外，大多均为脚踏、手锉等落后设备。当时行业中形容大部分小厂的面貌有一句口谚是：“一把老虎钳、一部脚踏机、一只煤油灯，两天做来三天停。”基本上反映了行业的技术落后面貌。

    在产品质量方面，除几家老厂略具一定水平外，很多小厂由于设备落后，粗制滥造，有的以黄铜笔失冒充金笔尖，有的钢笔尖镀金冒充金笔尖，即使是金笔尖，也是铜多金少，无一定配方成份。在产品设计上，大部分厂依靠仿造，既无设计原理，也无质量标准，如当时有些厂生产的真空吸水笔，储水槽根本不起作用，使用时大量漏水，几乎是等于废品。

    铅笔厂的技术设备虽则较自来水笔厂为好，但由于原材料的处理和加工工艺的落后，产品质量和进口货的差距相当大，只有切板技术，采用国产椴木切板，节约木材，仅此一项为世界领先水平。这种技术上的落后性，在解放后还带来了后遗症。

(三)对外依赖性严重，外货倾销压力大

    行业初期，自来水笔笔尖和零件都依靠进口，几家老厂的主要设备也都依靠进口；铅笔的中、高级木材、石墨、粘土、油漆也全仗进口解决。

    金笔厂在技术上起先也依靠向日本聘请技师，而日本笔厂则对此百般刁难破坏。如国益笔厂创办人殷某向日本雇工，就受到日本浪人和警方的留难和监视。又如华孚笔厂到日本购买机器，由于日方刁难，最后不得不通过日本商人的关系，给予代理购买原材料的利益，才由这个日本商人出面购到机器设备。

    在从国外进口原料问题上，也受到外商的欺诈，以低价卖高价，以次货充好货。

    中国标准铅笔厂，设厂后力图摆脱这种依赖状态，曾以银杏(白果)木、黄杨木、柏木和椴木代替进口的美国西达木，作过试验；试用过福建石墨、湖南石墨代替进口的锡兰石墨；试用过江苏苏州、宜兴和山东潍县粘土代替从德、日进口的粘土。但是采用国产原料的收购、运输、资金等方面均得不到当局的配合和支持。因此，在很大程度上，仍摆不脱依赖局面。

    外货倾销，压力强大，更是行业发展的严重障碍。当时在上海的几家名牌百货公司和文具商店，都与外商订有经销合同。例如永安公司专销“康克令”金笔，设有专柜，雇用年轻女店员，名为“康克令”小姐。金星厂开始想打入永安公司时，几经谈判，始终不愿接受，后来以七折八扣的优惠价，再给营业员以回扣，才勉强以寄售方式代为销售。中国标准国货铅笔厂为了推销产品，用一年三节结帐(春节、端午、中秋)和开三个月的远期支票的方式，还是引不起商店的推销兴趣。日货自来水笔廉价倾销，更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关勒铭以每支九角九分，附送墨水一瓶的方式推销，也敌不过日货五、六角甚至于二、三角一支的低价钢笔。日货铅笔每罗不足五角钱，仅及国货铅笔售价的半数。

    在外货倾销的同时，  日本人也到中国设立笔厂和分公司。在东北就有日本人设立的铅笔厂二家。日本三乐自来水笔厂曾在上海设分厂，日本派罗脱笔厂曾在上海设分公司。日本商人还企图诱使金星笔厂、关勒铭笔厂和他们合作。美国派克公司也打算在上海设厂，后因太平洋战争发生而中止。此外，美商还通过国民党行政院接受美商诉讼，于1936年10月12日发出81号决定书，勒令金星笔厂停止使用“爱国牌”商标。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美货源源而来，更给我国民族制笔工业带来了严重灾难。在战前美货自来水笔进口尚为高档货，战后进口，除“派克”、 “犀飞利”、  “爱弗释”等高档货外，低档货如“惠佛”、‘‘皇冠”、  “施德福”等不锈钢尖自来水笔也滚滚而来。当时只要有一架美国飞机，或一艘美国兵舰开到，就有大批走私美国货自来水笔进入我国。连墨水工业也遭了殃。当时大公报曾有一篇报导，描写美国墨水进口的情况说：“从美国进口的派克墨水，其容积至少可以装满十二个上海江湾游泳池。”美国黄杆橡皮头铅笔在中国大量倾销，几乎使当时在上海的三家铅笔厂无法维持，使他们不得不向国民党政府联合请愿。在外货倾销下，工厂困难，工人的生活更加陷入水深火热境地，不少工人被纷纷解雇，遭受失业的痛苦，解放后才重新回到这个行业。

    到全国解放前夕，国民党发行金元券搜刮黄金，金笔厂原料断绝，当时金星笔厂被搜刮得连库存一两黄金也不留。产量从每月一千打压到五百打以下，仍难维持。1948年10月9日，上海各金笔厂召开全体大会，申请国民党政府配给黄金，结果似同石沉大海，杳元音讯。当年12月21日中央日报上就出现了“自来水笔厂无力维持，相继倒闭”的消息。当时，上海的制笔工业已完全走上了“山穷水尽疑无路”的地步。全国其他地区的几家铅笔厂因金圆卷发行以后，通货恶性膨胀，也陷入了相同的困境。

2006年05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