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因为太亲近的缘故，我从来没有认认真真端详过父亲的字。

    记得在读初中时，我生了一场大病。痊愈后的一天晚上，父亲叫我早点睡，明天去上学，他却铺纸磨墨，用毛笔为我写了一张大大的请假单。台灯下，父亲凝神“舞文弄墨”情景，印在了我的记忆库中。

    翌日早晨，我在学校的办公室里把请假单交给了班主任。班主任打开仔细看着，似乎有点惊讶，他又把请假单递给其他几位老师浏览。我感到忐忑不安，不知道父亲写的请假单有什么不妥之处。终于，班主任拍了拍我的头：“上课去吧——你父亲的字很好。”

    放学回家后，父亲问我：“老师看了请假单，说了什么吗？”我摇了摇头——我把老师的赞语“贪污”了，因为我不习惯当着父亲的面说这些好话。父亲似乎有点失望。

    从这次以后，我才明确地意识到：父亲的字写得很好，不然，老师怎么会赞扬呢？

    父亲早年失去双亲，在少年时代来上海当学徒。虽然寄人篱下，他却刻苦勤奋。父亲正是凭借着铁钩银划的一手好字和既快又准的算盘功夫，成了一家大旅社里收入颇丰的“账房先生”。他一直告诫我们：“字就是人的一张脸，字写不好会让人看不起的。”这是他那个时代的箴言。尽管时代已经变迁，毛笔早已被钢笔和圆珠笔取代了，但他依然对毛笔忠贞不二，即使偶尔用钢笔或圆珠笔，他的执笔姿势还是像握着毛笔，而且每个字都有着毛笔字的意韵。父亲的字在我们那条街上很有名，经常有人请他搦管挥毫，他则来者不拒，不仅不收润笔费，还要倒贴笔墨纸张。

    平时，父亲写毛笔字时，总叫我为他磨墨，他一定是想让我受些熏陶。可惜我对书法不感兴趣，尤其讨厌临摹字帖，弄得父亲很无奈，后来就不叫我磨墨了。

    经过了“文化命大革”的运动，父亲对书法兴味索然，已经懒得再动笔墨。然而在1974年，父亲出人意外地专门到文具店买了几支毛笔。母亲悄悄地告诉我：“你父亲又在磨墨练字了。”一天，父亲突然叫我陪他走走。父子俩走到离家不远的东门路，父亲忽然抬头笑眯眯地问我：“你看,‘德兴馆’几个字写得还可以吗？”我这才发现，这家百年老店的招牌上的大字出于父亲的手笔。平心而论，大概由于搁笔多年的缘故，这几个字远远没有展现父亲“全盛时”的水平，但我还是连声称赞。父亲那天容光焕发，显得特别高兴。从此以后，父亲有事无事总爱到东门路走走。直到3年后，另有人为“德兴馆”重写了招牌，父亲才不再经常逛东门路了……

    父亲退休后有点寂寞。在他刚过了80岁生日的一天午后，他躺在沙发上小憩，竟无声无息地永远离开了我们。下午，我闻讯赶到父亲身边，在哭泣中，用父亲留下的毛笔写下了一个大大的“奠”字…… 来源：新民晚报 作者：潘志豪

2006年06月0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