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金皇冠总经理黄喜得与中国佛教协会戒忍副会长共同研讨佛笔文化。

    佛教最初传入中国，由于印刷术尚未昌明，佛经的弘布流通只得靠纸墨抄缮，于是在写经、抄经等需要下，佛教即与中国书法结下不解之缘。尤其对佛弟子而言，书法抄经不但是自我修行之道，同时具有助扬佛教之功。
 
    书法是修行培福之道

    写经功德殊胜：《金刚经》云：“若复有人闻此经典，信心不逆，其福胜彼，何况书写、受持、读诵、为人解说。”《法华经．法师品》中说道：“若善男子善女人于《法华经》乃至一句受持、读诵、解说、书写，是人一切世间所应瞻奉，应以如来供养而供养之。”《放光般若经》、《瑜伽师地论》亦云：“书写”不仅于“十法行”中居首位，而且行此十法能远离魔害，得天龙护卫，不久当得菩提。例如明代的明勋法师，原名胡文柱，在天启年间为中书舍人，一日忽患人面疮，痛不可忍。后来由于书写《法华》、《金刚》、《楞严》等经及《水忏》，遂使疾患不药而愈。又如宋代温州参军，书写《金刚经》一卷，恭入佛殿供养，于买舟涉海还乡途中，虽遇风难，而能平安抵岸。

    书法不同于一般写字，执笔到下笔，都必须专注，不可轻忽。因此，在文字书写当中，即可收摄精神，达到一个静穆的境界，身心安泰舒畅。所以，书法也是一种修行方法。

    书法有助扬佛教之功

    古时笔、墨、纸、砚文房四宝，原本就是主要且唯一的书写工具。无论是宰辅高官，还是布衣百姓，都操作着一副笔墨，所以书法在我国文化发展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几乎是中国传统文人共同的精神素养。佛教初传，为弘通经教，自然也需藉书法之助，即便是佛经翻译时担任笔受、润笔等初期工作者，亦无不仰赖之。

    因此，寺院不乏有僧侣大书法家。于是寺院、僧侣以书法为媒介，接引不少士大夫、文人皈依佛教；而文人又以书法抄经等酬报助扬佛法，所以历代书法名家，几无不曾写过相关佛教的经典或碑文书帖。如王羲之曾书《遗教经》，张旭写过《心经》，柳公权亦书有《心经》、《金刚经》和《清净经》，苏轼所写更多，有《心经》、《金经》、《华严经》等经、序十余种传世，另如欧阳询、褚遂良、虞世南、颜真卿、黄庭坚、赵子昂、米芾等亦有与佛教相关的书法作品行世。近代的印光大师、弘一大师就经常以书写佛法义理与信徒结缘。历代著名书法家写经、碑文、题记者，更是不胜枚举，如六朝的谢敷专门为人写经；唐代王知敬专门为寺院写经；奉诏写经者，如元代曾遇；祈福报德超荐写经者，如唐玄宗的宫人；为布施写经者，如元仁之管夫人；为赐赠写经者，如五代的李后主等；为供养经典写经者，如唐代的楚金书；乃至有为生活而写经者，如唐朝王绍宗。这些人写经、书碑的目的虽然不一，但是抄写经典的普遍，使得佛教与书法因而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对于佛法的弘传与书法艺术的发展，都具有正面的影响。

2009年07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