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中国铅笔厂外景

　　穿梭时空  风起于青苹之末

    中国是个笔的大国，这不光是说我们用笔的绝对人数之众，还应该看到，我们的先民用毛笔来书写，至少在1500年以上了。更令人惊讶的是，这种玩意儿因为仍具实用价值而被人沿用至今，甚至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反观也有千年历史的鹅毛笔，如今除了被收藏做古董之外，谁还拿它派用场？中华文化之博大精深，于此可见一斑。在城市，油灯被电灯消灭，日晷被钟表消灭，马车被汽车消灭，柴草被油气消灭……这是高低效率、效益对决的结果。

    比较成熟的铅笔的历史，迄今不过二三百年；钢笔的历史也不长，才一百多年；圆珠笔的历史更短，仅仅走了半个世纪。钢笔革了铅笔的命，圆珠笔又革了钢笔的命，从结果来看，铅笔的功能并没有被完全取代，它依然作为一种经济、有效的书写工具而被广泛使用；圆珠笔的崛起，基本上把钢笔的功能覆盖了，但它对铅笔却表示了尊重。这是很值得关注的、有趣的现象。

    一段时间以来，学术界倾注了很大热情来讨论中国现代化的进程问题。由于现代化的标志很难用某种单一的事物来定义或考量，所以，需要有一系列的代表性事件作为有力的旁证，其中尤以能深刻影响中国人生活理念、生活方式、生活习惯、生活质量以及心理状态的事件为最有力。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是上海工业整体起步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也是具有“现代化”意味的时期，中国铅笔工业的兴起正在其中。铅笔虽小，但它的影响力，特别是对于市民阶层的影响力，绝不在造船工业、化学工业之下,比如在学校等处,铅笔成了一时之选。因此，铅笔应该成为指标之一，就像拉链的出现，被认为是标志着一个时代的开始一样。

    有人说：一切事情都是从铅笔开始的，无论是时装设计师在衣服上做符号，一个战役的计划，还是一个核理论的论证，都是如此。我想，世界铅笔年销售总量达140亿支这个事实，足以使我们对这个曾被人用来指代“不起眼”“微不足道”的事物的东西，肃然起敬。

    ◆剑箫

    耳闻目睹  明天会更好

    我18岁进铅笔厂做学徒。首先来到专门将石墨和粘土按不同比例加水混合制成笔芯的制芯车间。上头安排我当油芯工下手，帮着捆扎经机器挤拉和电炉烘焙过的笔芯，再人工（现在用机器）将笔芯浸入油脂中以使笔芯书写润滑。由于笔芯含石墨乌黑，上班干活一出汗脸便黑一道白一道的，那时年纪轻，觉得弄张大花脸很好玩。

    后来因专门制作笔杆的制杆车间人手紧张，暂时借我去学开创杆机。一棵几人合抱粗的大树，通过锯、切等加工，制成五指宽的铅笔板，接着在板上开槽放入笔芯，最后把另一块铅笔板粘合上去，用创杆机将铅笔板割成一支支成型铅笔。

    再以后调入成品车间操作油漆机，专给自然木材原色铅笔上五颜六色油漆。当时工厂虽已公私合营，但铅笔设备的机械化和自动化程度仍很低，一部油漆机得配两个工人：一人站在机头控制机器添油漆；另一人守在机尾用手抱起大把大把铅笔放到对面传送带上（一支铅笔要漆十几遍方可出厂）。一个班头近百次抱下来腰酸背痛累得要命。就这样我整整当了两年下手。直至上世纪60年代，科技人员技术革新将老式油漆机改成转盘式使铅笔自动调头，才解放了一半劳动力。

    油漆好的铅笔或印上各种花样或直接装上橡皮头、打上商标。如此，石墨、木材等原材料经过三个车间、几十道工序，终于制成一支支外观漂亮，能用来写字的铅笔了。

    我在铅笔一厂工作了四十多年，亲眼目睹铅笔产量从上世纪50年代初期的上千万支发展到今天的十多亿支；当年的单层平房翻建成如今的五层楼房；人员从200余人扩大为2000人。我仅看到铅笔厂昨天的尾声，但我经历了铅笔厂的今天，我相信铅笔厂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

    ◆闻勇（71岁）

    过眼烟云  上海铅笔工业的昨天  依赖进口  洋笔风行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想识文断字，非得用笔。清末，“废科学、办学堂”等运动兴起，铅笔一类舶来文具开始出现在国人面前。那时候政府不重视铅笔工业，究其原因，一方面固然是缺乏专门人才，另一方面则瞧不起这种几个铜板一支铅笔的小买卖。结果，大量外国货毫无顾忌乘虚而入，其中数德国货最早、最多，施德楼（鸡牌）铅笔在19世纪末即已风行全国各地。然后日本货和美国货相继输入。至1925年前后，日货超过德国货居首位。据《海关中外贸易统计年刊》统计，从上海进口的铅笔数量每年至少以10%以上速率递增，仅1931年，进口铅笔花费的外汇达到949316元海关金单位（海关金单位为海关内部贸易结算货币，不流通市场）。1919年的反帝反封建“五四”运动以及1925年的反帝和抵制外货提倡国货“五卅”运动，对我国民族铅笔工业诞生起到一定催化作用。

    上世纪30年代初，上海的机械工业、造船工业、化学工业、食品工业均已略有基础，唯规模不大，只有纺织工业和面粉工业比较发达，经营范围较广。至于铅笔工业则处在萌芽阶段。1932年英商成立九龙大华铅笔厂；同年，天津卢开瑷在北平开设了中国铅笔公司；后来上海也开设了一家华文铅笔厂。北平和上海这两家铅笔厂都是从德国或日本购进铅芯、木杆和半成品铅笔，在国内加工成品。因缺乏技术力量，无力与洋货竞争，被迫于开工不久先后陆续停产倒闭。

    铅笔制造  国内首家

    1928年，抱着实业救国理想远赴日本横滨高等工业学校攻读应用化学的江苏武进人吴羹梅，纵观日本铅笔工业发达以及国人对铅笔工业忽视乃立志献身这一事业。他大声疾呼：“区区铅笔一物，每年亦竟耗我国人之财富达数百万元之巨。吾人所惕者在此，觉有从速创办此种工业之必要者亦在此。虽九龙已有我国唯一之大华铅笔厂创设，然持此一厂，抵制外货，力当未逮。此种工业实大有提倡发扬之必要”。为此，吴羹梅1932年毕业后直接到日本真崎大和铅笔株式会社实习，悄悄学会制造铅笔的全部诀窍和办厂知识。

    1934年，吴羹梅与同窗、福建龙溪人郭子春，携手毕业于北平财商学院专攻经济的江苏常州人章伟士，在上海斜徐路（今日晖东路）1176号创办铅笔厂。经过一年多艰苦努力，1935年10月8日，中国第一家自己能够制造铅芯和笔杆的铅笔企业——中国标准国货铅笔厂正式开工生产，粉碎了日本人“即使到吴鼎（吴羹梅学名）二世，也造不出中国自己的铅笔”的预言。该厂生产的低档“好学生”、“小朋友”铅笔，中档“航空救国”铅笔，高档“鼎牌”铅笔在全国人民高涨的反日爱国情绪和轰轰烈烈的“提倡国货”运动中初步打开销路。接着乘胜追击，将当时上海教育局长潘公展书写的“中国人用中国铅笔”印在铅笔上，并制成广告，广为宣传，以进一步激发同胞们爱国热情。

    当年上海各大书局各大文具店所销铅笔，几乎十之八九都向中国标准国货铅笔厂定制。此外交通部所辖之各邮电局、铁道部所辖之各铁路局，也均向该厂定制大批铅笔。1936年教育部通令全国教育厅教育局及各学校，一致采用该厂出品，而各校学生也都乐于购用。

    民族工业  雏形初具

    1937年5月，曾任清华大学教授的江苏江阴人张大煜等，在上海长寿路635号创办了长城铅笔厂。该厂生产“长城牌”铅笔，营业蒸蒸日上。

    “八一三”全面抗日军兴以后，全国人民同仇敌忾，共赴国难。中国标准国货铅笔厂甘冒战火危险，不惜拆运损失，经历长途跋涉，三迁至大后方重庆生产。

    1939年，章伟士、郭子春与吴羹梅分道扬镳，同一部分留在上海的股东及天津的工商界人士，在上海徐家汇路548号筹备上海铅笔厂。异军突起的上海铅笔厂称得上当初国内设备最完善的铅笔制造企业。日本三菱铅笔厂面对广受欢迎的“三星牌”铅笔恨之入骨，采取威胁利诱手段进行要挟，均遭到上海铅笔厂拒绝。

    至此，上海内迁到重庆的中国标准国货铅笔厂、上海的长城铅笔厂和上海铅笔厂，构成中国民族铅笔工业雏形。

    抗战胜利，吴羹梅返沪在东汉阳路296号复建中国标准铅笔厂。恢复生产后，上海三家铅笔厂产品畅销全国，远销南洋。铅笔充当国货输出海外市场先锋，实乃中国民族工业之荣耀。

    1949年8月，吴羹梅积极响应共产党号召，以公私合营方式联合创办了哈尔滨中国标准铅笔公司，这是中国最早的一家公私合营工厂。1950年7月，中国标准铅笔厂正式批准公私合营，成为上海轻工系统第一家公私合营企业。1954年10月，经上海市人民政府地方工业局批准，上海铅笔工业合营合并，中国标准铅笔厂为公私合营中国铅笔公司一厂；上海铅笔厂为公私合营中国铅笔公司二厂；长城铅笔厂为公私合营中国铅笔公司三厂。1955年6月，成立上海市制笔工业公司，原三家厂名中的“公司”两字去掉。1956年，铅笔三厂并入铅笔一厂。

    从此，上海铅笔工业翻天覆地，跨入一个崭新、飞跃时代。  ◆徐鸣

    相关链接  铅笔小史

    古人以铅书字，谓之铅笔（民国24年5月第二版《辞源》）。而现代铅笔则由笔芯（石墨、粘土合成）、笔杆（木材制）组成。

    公元1564年，英国人发明石墨矿。1565年英国人开始从石墨矿中精选石墨薄片，用木片夹起来使用，这算是最早的石墨铅笔了。因为用石墨代铅做成笔芯，其颜色较铅更浓黑。又石墨的外观有些像铅，故直到今天仍习惯称铅笔。

    到1801年，德国出现世界上最早的机械生产铅笔厂。（信息来源：新民晚报）

当时的铅笔芯都靠制芯部的工人人工桩压而成

木工部工人用创杆机制槽制杆，一支支铅笔就在这里成型了

上世纪三十年代上海中国铅笔厂的广告

成品部的工人正在油漆铅笔，一支铅笔要漆十几遍才能出厂

2007年02月26日